琅威理何许人也？值得这么兴师动众，视若救星。琅威理，英国海军军官。1882年秋天，琅威理应聘来北洋海军，任副提督衔总查，负责北洋舰队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合作融洽。丁汝昌曾私下评论："洋员之在水师，较得实益者，琅总查为前列……其人品亦以琅为较，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
    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回国。1886年1月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的琅威理应邀重返，5月海军大阅，被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琅威理的文电中，时有"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就是这个琅威理，刘步蟾却偏偏不买他的账。
    刘步蟾1877年3月启程往英国。因其在福建船政学堂成绩，且英文，得直接上英舰实习，先是10690吨的舷炮型铁甲舰 "马那杜"号（Minotaur），后一艘是5000吨的铁壳无装甲巡航舰"拉里"号（Raleigh），都是正规的战斗舰只。1879年 （光绪五年）夏自英返国后，任蚊炮船"镇北"号管带。1882年7月，奉命与其他人员赴德国学习驾驶 "定远"等新造舰只。1885年夏，随"定远"等舰回国，派充"定远"管带。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任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
    琅威理加入北洋海军以前在英海军服役的舰只，主要是排水量有限的辅助性舰只，大多是只有几百吨重、毫不起眼的小炮舰。刘步蟾在英国学习时，上的是英国大舰，可说是见过大世面。有了这样的背景，在刘步蟾的眼里，琅威理亦不过尔尔。严格管理，积极地说是认真负责，消极地说就是严厉而近乎霸道，这不能不引起军中将弁的反弹。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至海南一带操巡，留"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3月6日，刘步蟾命令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琅威理当即质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海军惯例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质问李鸿章。次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制四色旗是调和折衷之语，但也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25日，北洋舰船返回威海卫，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请辞，李鸿章没有犹豫，接受了他的请求。
    刘步蟾利用丁汝昌离开的机会制造"撤旗事件"，是动了点心机的。琅威理个性强、脾气暴躁，刘步蟾不能与之很好地合作，有性格方面的冲突，但更重要的还是，刘步蟾的这一行动契合、触动了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清海军创始，筹海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谨防太阿倒持，军权旁落而任由洋人掌控。李鸿章如此断然的处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可厚非。它表明了官方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不能受洋人的挟持。
    琅威理尽责，肯投入，为北洋海军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是事实。但时人乃至今人一股脑地说他是的海军人才则未必，至于光绪之视其为拯救北洋海军的救星，则更是歇斯底里心态的大发作。今天我们评价洋员的作用，更应该持平而论，不能无限拔高、溢美。因刘步蟾气走琅威理，而过度渲染刘步蟾的责任，也不是客观公正的。不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不会有真相。
    铁面无情
    刘步蟾的战友池仲佑曾这样评价刘步蟾："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概"，还说他"治军严肃，凛然不可犯"。论国事、军事，常"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从前面撤旗事件，已可见出刘步蟾的"不可一世之概"；而说他"凛然不可犯"，大概是说刘步蟾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可从下面两个故事略窥一斑。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血战于大东沟。作为舰队战术实施的指挥官，刘步蟾在丁汝昌受伤后，又肩负其"代为督战"的责任。他 "指挥进退"，"尤为出力"，以 "定远"、"镇远"二铁舰苦撑危局，卒"转败为功"。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退缩"，在"致远"被击沉后，即"首先逃走"。战后朝廷下令将其"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其时，方伯谦的闽籍同乡、船政学堂的同学，纷纷设法谋求营救。方伯谦的逃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已经下令问斩，自然是救不了的。虽然战时大家一起拼战，命悬，对逃者深恶痛绝，如"来远"舰就曾向脱逃的"济远"、"广甲"开炮泄愤。但战斗已经结束，命也保住了。一些人又转过脸来，乐意做一点姿态给世人特别是自己的同乡们看。于是，几位舰长相偕来找刘步蟾，欲约刘步蟾一起为方伯谦向上求情。
    刘步蟾和方伯谦同样是福州同乡，少小即一道进福建船政学堂，成为船政一期的毕业生，又一道出洋赴英国学习，再长期在北洋海军共事，诸般关系，在人们的眼里，似乎刘步蟾没有不参与救方的理由。但刘步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旗帜鲜明，连半点姿态都不肯作。他对前来的几位舰长斩钉截铁地说："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
    1894年11月14日，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指挥铁甲舰进威海湾西口时，因为潮涨风溜导致浮标移动，铁舰被暗礁撕破。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且受害者仅仅是自己。不幸中之不幸的是，它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其时，兵败如山倒，北洋舰队残存的6艘军舰寄托着朝廷转危为安的希望。作为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林泰曾既不可能以"客观原因"为借口，又不可能卸责于他人，心如火焚，痛不欲生，急急往见刘步蟾，欲与商酌办法。作为同乡兼同学，刘步蟾和林泰曾还有一层更加特殊的关系--姻亲。为了让左膀右臂紧密团结，丁汝昌做了月下老人，牵线搭桥，让刘步蟾的儿子娶了林泰曾的女儿。这位"有烈士风"的刘步蟾，面对失去铁甲舰的揪心之痛，面对这自己的儿女亲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说："镇"、"定"两船系国家保障，朝廷多次明降谕旨，谆戒保护，尔奈何竟将裂坏，更有何面目见人耶？
    林泰曾较后"引义轻生"，"良可悯惜"，加上在方伯谦一案中的表现，刘步蟾的作为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么？恐怕未必。事实上，不徇私情的刘步蟾，这位曾经的所谓"闽党"头儿，不仅因此而惹恼了乡亲和同学，也开罪了军中的洋员，更得罪了方伯谦的后代。如，战后为方伯谦翻案的《冤海述闻》一书，痛诬刘步蟾私改电报；而为我们记录了上述两个故事的"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则斥其为"真小人哉"；英籍洋员戴乐尔（WilliamFerdinandTyler）在30多年后推出的回忆录里，仍对其极尽攻击之能事，大泄其愤；方伯谦的家人更是迁怒于刘，一口咬定方伯谦"是被刘步蟾害死的"。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甲午风云》，还把刘步蟾描绘成一个大花脸。一个人要坚持原则，总是难的。
    苟丧舰 将自裁
    1893年6月29日（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李鸿章给丁汝昌发来一封电报：
    伦敦电英国 "干巴丹"铁舰碰沉"维多利亚"兵船情形：顷闻二船因列阵换位次而相碰。"维多利亚"当受碰之时，提督即令将该船向浅水处行走，可期设法保护。惟船首登时沉没，提督见无可救药，因下令曰：诸位请各救一己性命，我身为提督，船存与存，船亡与亡，无可逭也。等语。提督立在天台上寸步不移，未及，船即翻覆沉没。当其沉下之时，闻有大炸裂声两次云。鸿。
    这说的是7天前在地中海发生的一起英国两艘万吨巨舰在操演中发生碰撞的事故。由于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GeorgeTryon爵士指挥上的错误，导致旗舰Victora号被另一艘领队舰10，600吨的Camperdown战列舰撞沉，358人丧生。Tryon将军较后的遗言是："这完全是我的错！"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习惯，李鸿章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有些特别，他似乎在告诉北洋海军的将领们，应该值得弘扬和提倡的精神是："我身为提督，船存与存，船亡与亡。"大东沟一战，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相继拒救殉节，除了清军的军规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李鸿章电报的导向作用仍在持续发酵。作为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刘步蟾在战争中也同样发出了慷慨的誓言："苟丧舰，将自裁。"
    大东沟一战，由于船速慢、缺乏速射炮、缺乏高威力的开花弹、缺优质燃煤、无船医等原因，北洋海军苦战不胜，看着自己的战友浴血奋战，做着无谓的牺牲，大家心情的苦闷臻于至极，战后形成了丁汝昌"非身亲督队，别无作气之术"的局面。言官滥施攻击，朝廷的不信任（"拔丁"易将，推荐了数人却没有两度代理提督的刘步蟾），对性格刚烈的刘步蟾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