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酒文化的真性情、真趣味、真价值

　　诗与酒与山水田园有不解之缘。酒使人从生理上得到麻醉，诗使人从精神上得到陶醉，而山水田园既醉身又醉心，故而诗酒山水文化成就了中国文人富有传奇性的独特而具有审美意义的一生。

　　诗人饮酒，以魏晋南北朝及唐宋为鼎盛。有阮籍，刘伶似的酒怪；有陶渊明、王维似的酒神；有岑参、王翰似的酒侠；亦有杜甫、白居易似的酒圣；有李白、苏轼似的酒仙……诗人们或饮酒作诗，或诗中寓酒。以诗酒解愁，逃避现实的苦难；以诗酒自娱，沉溺人生的享乐；以诗酒寓怀，感慨生命短促的悲凉，无奈；以诗酒为志，实现人生别样的追求。诗酒本同源，西方哲人柏拉图谈到诗人灵感到来时的迷狂状态，以为那就是一种如醉如痴、神智昏迷、精神恍惚、类似疯颠的状态，诗人正是在酒神的狂欢中方能灵感闪烁，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作。诗神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文中也以为西方诗源于希腊悲剧，而希腊悲剧源于原始希腊酒神的祭祀仪式。诗人们只有在醉境中方能摆脱世俗的羁绊，方能洞见美的世界的光辉。

　　所以说诗的形式本身就是酒神仪式的移位。无偶，一干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终于成为了一种自觉，独立于经、史、哲之外，而有了自身品格，从那天起，中国文人就将酒与诗极奇妙地浑融无迹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身的一种象征，一种人生追求，散发着独特的人格的魅力。

　　阮籍的饮酒曾留下许多奇闻：醉卧当垆美妇旁；烂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昭为儿子之求婚；醉后乘车到郊野狂啸山林……表面看来，阮籍似乎是一个酒徒、一个醉鬼。然而，撩开面纱，我们却可以看到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灵魂深处的创伤，听到他悲怆的绝望的呐喊。

　　屈原在《渔父》篇中借渔父问答来表现自己“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然而屈原的清醒使他在那个险恶的时代无以为生，只能自沉汨罗江以殉志。然而作为生活在人人岌岌可危、生命难保的魏晋时的阮籍不愿以身试法，徒惹杀人之祸。他有庄子似的豁达与忍让，但内心深处又有屈原似的正直与激烈。

　　他只有借酒来麻醉自己，借酒来逃祸避患，而且还以酒为武器来表现自己对礼教的反判，在酒后作诗抒怀言志，隐晦曲折表达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且有传世名篇《咏怀诗》八十二首。《晋书·阮籍传》中说得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嵇康的醉酒另有一种情趣，山公曰：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孤松盘屈高耸，玉山危危倾斜，这是嵇康其人，也是嵇康其诗。嵇康以自身的行为举止写出了一篇富有人生哲理蕴味的佳作。

　　王孝伯一席话一语中的， “名士不必须奇力。但使常无事，痛饮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世说新语·容止篇》)熟读离骚便可有屈原似的执着与真诚，痛饮酒便会有阮籍似的放浪与洒脱，这是一种似庄似屈，又非庄非屈的人生境界，它成为魏晋时期一朝风尚，成就了一代名士。

　　诗中寓酒意，以酒入诗者首推陶渊明。陶渊明的喝酒，正如他的为人处世，澹泊为怀，酒是微醉，诗是醇真。更能显出渊明风范的是他将对田园纯朴生活的真切感受化入诗中，融进酒里，将田园之美与酒意之醇与诗情之真和谐完美地写进人生。陶渊明于《饮酒诗二十首》序言中道出饮酒真味， “闲居寡欢，兼比夜之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

　　在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饮酒四》)的孤寂悲苦中，醉于名酒，娱于诗章，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况且陶渊明还有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的人生寄怀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人生佳趣。陶渊明在酒、诗与田园生活的伊甸园里寻得了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真价值。（文章来源：中 国酒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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